钱学森晚年曾说：其实，关于两弹一星的科学与技术，我在美国时就都掌握了而我多年来和你们一起研究和探讨的这些问题与设想（科学而民主地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基本理念和战略思考）才是我回国以后开创性的、全新的观点和理念。它的社会意义和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可能要远远超过我对中国两弹一星的贡献。在钱学森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除了缅怀他在科学上的杰出贡献外，我们不应忘记他的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编者
钱学森一直鼓励世界社会形态的研究
钱学森认为：中国的发展与整个世界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一定要站得高，望得远，有预见，时刻注意未来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当今世界虽以和平、发展为主流，但斗争十分激烈，局部战争不断，世界的科技战、智力战、人才战以及能源争夺战日益尖锐、复杂；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我们现在和今后的市场经济是世界市场经济，而经济一体化以及信息社会的到来，必然要求世界社会形态的出现。
如今，世界已逐渐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大社会，哪个国家也不可能完全闭关自守，目前世界一体又多极分割，正在开始形成包括不同国家政体、不同经济发展状况、不同意识形态为主导、打破地区界限又相互融合的世界社会形态，它将为实现人类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走向世界大同，奠定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基础。
因此，谁也不能闭关锁国，完全孤立在这个世界之外，中国必须打开国门，放眼世界，坚持改革开放，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世界各国交往，互相学习，互相借鉴。所以钱学森一直鼓励我们关注世界社会形态的研究，并以之作为中国基本国策的出发点。至于如何研究和掌握世界社会形态，他设想：应该从世界交往中的政治斗争入手，其它方面如经济、文化、科学研究等才能不迷失方向。他还深为赞赏地回忆说，周恩来总理曾为之做出过很大贡献，邓小平同志是最早认识并竭力使中国融入世界社会形态的开路先锋。
运用科学体系从整体上考虑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钱学森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强调，20世纪以来许多交叉学科不断涌现，现代科学技术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已发展成为严密的体系，这是个活的、不断发展的人类知识体系，它们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我们正站在一个新的科学综合、新的科学观念的起点上。他认真总结了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发展的成就与趋势，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揭示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状况，建立起一个开放复杂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亦可称之为人类知识体系。
钱学森大胆提出，各门科学之间只是从人们研究问题的着眼点不同或看问题的角度之不同来加以区分的。人们的创造性成果往往出现在不同学科的交叉点上，跨度越大，创新的程度也越大，要努力从整体上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各学科的知识、智慧与体系外围的经验感受，团结协作、综合集成，去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复杂性问题。坚决反对单干、反对孤立、静止、片面地去研究和处理复杂性问题。
他说：我认为今天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而且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整个知识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科学体系，而且运用这个科学体系去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他还语重心长地表示：我在今后的余生中就想促进一下这件事情。
建立总体设计部，使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
钱学森汲取在航天系统设立总体设计部研制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很早就呼吁把这个总体设计部作为党、国家、军队、地方以及大的工程、企业等领导部门的决策咨询和参谋机构。
早在1992年11月他就说：中国正面临社会形态的重大变化，我们已落后了上百年，要变成现代化的社会，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许多事情要与之配套赶上来，这就必须采取综合的发展治理和调整的措施，尽量减少混乱。这就是我提出总体设计部的重要性。。
他强调总体设计部应由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总体设计师及各行各业具有创新精神和实际经验的有关科学技术（包括组织管理）专家组成，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和研讨厅体系（大成智慧工程）、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方式，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团结协作，使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
总体设计部是系统工程的核心。总体设计部是实现大成智慧工程的集体，钱学森说：总体设计部这是利用我们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思想，综合古今中外，上万亿个人类头脑的智慧！所以可以称之为大成智慧工程！这是我们把毛主席的《实践论》和党的群众路线引入系统学了。有了领导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我们就能在复杂的高速发展变化的环境中减少失误，从而使我们国家顺利地完成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大业，所以它是我们的命根子。
要发现真理，必须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面对国内外激烈斗争和社会上许多不如人意的现象，钱学森曾转向开展行为科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家庭，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以至世界）相互协调、相互矛盾的辩证关系与发展规律，以便能够科学地进行调节与控制，使人们的行为能更有成效地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他提出把人学作为马克思主义行为科学的哲学概括，认为教育、道德与法是行为科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他在反复思考中国的教育改革的同时，强调道德思想教育要与实行法制、法治共同作为社会调控系统，相辅相成。在对人民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同时，要下大力气抓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从人治尽快过渡到法治，不搞一言堂。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是为人民服务的，官的权是为人民服务的职权。要关心人、尊重人，保障全体人民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坚决打击一切敌对力量和犯罪活动，建设安定团结、文明和谐的社会。要发扬人民民主，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勇于和一切不正确的社会思想倾向做斗争，既反对全盘西化，崇洋媚外，搞资本主义；也反对复古，今不如昔，搞封建主义。
钱学森强调党和国家一定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他所理解的民主集中制不仅仅限于党内组织生活的原则，而是把它作为科学而民主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他常说，民主集中制是普遍的人类经验和智慧的集中。要发现真理，必须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作用一个人的知识面是很有限的，要大家共同去探索，一个模糊的问题慢慢就会清楚了。贯彻民主集中制，涉及人才的发掘与智慧的涌现，更涉及大难题的解决，涉及整个国家的发展与进步。
以系统科学的观点准确地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系统结构的四个领域
钱学森以系统科学的观点准确地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系统结构的四个领域（包括九个方面），即政治文明建设（民主建设、体制建设、法制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经济建设、人民体质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地理建设（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基础设施建设）。
政治文明建设，钱学森很早就提出来了，他深感在经济文明建设蓬勃发展之后，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尽快跟进，广泛开展民主建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证和法制保证。这一建议后来为党中央所接受，中央并加上社会文明建设等多方面相互协调，共同发展。
社会主义建设系统结构的四个领域的协调发展是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发展的基础。早在1991年初，钱学森就说过：协调发展是根本问题，要改革又要安定团结，这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核心就是要从整体上来看这个问题。就是我说的三个社会形态、三个文明建设加一个地理建设要协调，协调发展我们才无往而不胜。要站得高，看得远。
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与战略思考，是他的实践和贡献，也是他的希望和理想，是他以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智慧，奉献给祖国和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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