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在外打工的人们都在想着回家过年，但从四川广元到郑州打工的罗以学，最近心里像堵了个大疙瘩，常常湿红了眼眶：不仅没要到工钱，连回家的路费都凑不齐。一天拖一天，都四个月了，工资还没拿到手。 年年干活年年欠、年年欠薪年年讨，河南省高级法院今年末仅半个月时间就受理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6000余件，涉案金额3.14亿元。(12月27日《新华网》)
年年岁岁曾相似，岁岁年年讨薪难。企业欠薪，另类讨薪，政府发文，这已然成为一种程序上的标配，也成为一个难以解开的死结。作为权利之痛，欠薪问题无疑表现最为突出，也最让人感慨莫名。而由讨薪所引发的绑架、杀人、暴力事件日益增多，成为社会管理的一大难题。很多时候，另类讨薪者虽然获得了外界的关注，然而却因为违反了法律而受到了惩戒。年末岁尾的讨薪剧，如同一部被不断翻拍的连续剧，已让人产生了严重的视觉疲劳，同时让治理的成本越来越高。
行政的救济，司法的介入，及至欠薪成为总理工程犹记得，当年农民工熊德明因数讨薪而获得总理关注，则讨薪便成政府常态性的活动，以至于很多场合下，不再出现欠薪问题成为一种权力性抒情。早在2011年，人保部副部长杨志明在全国劳动关系工作会议上称，治理农民工欠薪已经出台具体的时间表，争取在当年十个左右省份实现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明年实现一半儿以上的省份基本无拖欠，后年将会实现全国基本无拖欠的一个目标。结果，主管部门承诺2014年基本解决的农民工欠薪问题，至今依然还依然处于是文件强调阶段，时间也再度向后延长了6年之久。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明确：到2020年，农民工综合素质显著提高、劳动条件明显改善、工资基本无拖欠并稳定增长、参加社会保险全覆盖。
特别是2011年5月1日，恶意欠薪入罪已开始正式实施，可以说是治理欠薪的手段已穷尽其法，但何以依然未能解决问题。当前欠薪问题属于多重因素的叠加，一是受权利意识不足的影响，目前还有数百万手续不全的用工，给维权带来了难度;二是地方保护主义过于严重，对欠薪问题未能及时作出回应，有的政府工程中，政府还是最主要的欠薪主体;三是经济下行之下，企业经营困难欠债较多，对于风险的预防不足。以上诸多因素之下，必须在提高治理欠薪的效率上下功夫，不能仅把着力点集中于事后之补，事前之防则更为重要。
其实就预防欠薪之下，一些地方有许多成熟而可行的经验，比如实行工资保证金制度，在用人单位发不出工资时，就用保证金先行发放;比如建立政府性应急基金，在出现欠薪之后，由政府先动用基金进行发放，然后再启动追讨性程序;比如采取工资直发，由用人单位把资金交由第三方之后，直接打到每个员工的卡上。若再辅以司法诉讼上的简易程序，那么欠薪问题既有望实现标治，更可望达到本治。
2014年，有媒体报道，年关临近，在黑龙江省庆安县打工的350多名农民工因无法拿到上千万元被拖欠的工资款而无法返乡过年。记者调查发现，当地监管部门在农民工工资保障金上玩花样使当事企业逃避监管，而管理部门更是违反规定发放施工许可证，将农民工的利益置于末端。欠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社会治理的责任与效率问题，唯有将劳动者的权利置于首端而不是末位，将其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末梢，穷尽一切手段之后，追讨欠薪才不会成为公共管理者意犹未尽的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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