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农民工的社会融合，需要各个职能部门、服务机构乃至整个社会在治理末端的切实努力
春运火车票网络出售，一位农民工通过媒体投书铁道部，直言网络售票对一些农民工而言太复杂，不太切合实际。这样的呼声，让人心酸，也再次折射出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相对弱势处境。
此前，农民工输入大省广东和农民工输出大省河南的主要领导，都提出将适时取消农民工称谓。消除附着在称谓上的歧视确实很重要，但农民工遭遇火车票网购门槛一事也提示人们，要真正实现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并非称谓改变就能完成。
实际上，对农民工问题，中央高度重视，不断推出给力的顶层设计。十二五规划纲要就对农民工同工同酬、户籍转换、就业培训、权益保障等提出明确要求；民政部出台的《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描绘了农民工参与社区生活的路线图。这样的政策导向和制度构建，无疑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保证。
然而，要促进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合，不仅需要政策壁垒的渐次打破，也不仅需要身份迷失的不断厘清，更需要各个职能部门、服务机构乃至整个社会在治理末端的切实努力。
比如，网络售票是好事，但如果能更多考虑不会上网的农民工等群体的需求，提供更合理的售票策略，开辟更多农民工团购票渠道，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售票服务，或许能让农民工的春运之旅更加畅通。交通部门如此，邮政、银行、医疗、教育等相关机构、部门，同样可以做得更好。
从这个角度上说，融入不是一种物理行为，而要形成一种生物学效应：社区是城市肌体的组成器官，农民工是流动的细胞。只有农民工个体融入社区，才能实现农民工整体融入城市。从赋予选举与被选举权利的政治融合，到扶持就业的经济融合，再到拓宽社会交往空间的心理融合等等，发挥社会、社区之力，农民工融入才能减少排异反应。
社会组织同样能发挥重要作用。有了群体的文化生活，工作之余的空闲可能就不会显得如此漫长；有了社团的培训辅导，流动的渠道、上升的空间可能就能更多更大一些。孤单寂寞时，如果能有心理志愿者聆听倾诉；权益受损时，如果能有法律援助予以支持这些，都是在农民工问题上，社会协同大有可为之处。
回家的车票、年终的讨薪，甚至仅仅是提供一本书籍、开通一个信箱，对于农民工，就不仅是生活的便利，更是心灵的慰藉。而正是这样的末端治理，才能让农民工在社会管理的各个毛细血管里，无障碍地融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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