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公安部交通管理局部署全国公安交管部门公开公示交通违法活动，公示对象为公路客运车辆、旅游包车、危化品运输车、校车等4类重点车辆，在2016年春运期间发生并被查处的超员20%以上、超速20%以上、酒驾、毒驾、违反凌晨2时至5时禁行以及其他一次记12分或者被行政拘留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这种全国范围内的交通违法公示活动以往并不多见，传递出交管部门整治交通秩序、维护交通安全的巨大决心。
在法律上，执法部门对违法行为进行公开公示，往往带有一定的风险。原因是，立法在设定处罚时，虽然强调处罚应遵循公开原则，但并没有要求将接受处罚的违法者公布于众。因此，从现代法治尊重和保障权利的角度分析，公示违法者可能面临一定的侵权危险，甚至背负上羞辱式执法的骂名。不过从执法的效果上看，这种公示常常会起到令人意想不到的良效，因而成为不少执法部门青睐的整治方式。这就容易在执法的目的正当性与手段正当性之间产生一种矛盾，尤其在立法规则不明晰的情况下，执法部门选择此类方式尤其需要平衡好其中的利害关系，尽可能地趋利避害。
我们看到，此次交管部门的违法公示，无论是违法主体、违法行为还是公示内容，都作出了严格限定。其背后的考量主要有两点：一是此类违法可能危及更多不特定公民的生命财产权益，更大的利益保护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公示违法的正当性。例如，公示的4类车辆相较于一般私家车而言，其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安全隐患更突出，后果更严重，因而有必要以公示推动安全主体责任的落实。二是尽可能尊重和保护被处罚人的合法权益，公开公示内容对当事人身份证号、住址、电话等信息将严格保密，防止个人信息泄露。
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秩序不尽如人意，交管执法在效果上经常陷入一抓就好、一松就坏的怪圈，因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整治方式至关重要。从长远看，公示本身对交通违法行为的治理效果存有局限，而且对执法目的的追求，不能过度依赖公示对违法者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我看来，这种公示违法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提供一种信用查询，为金融机构、保险公司、税务机关、社会信用机构等单位评估当事人融资授信、确定保险费率、评定纳税信用级别、调整信用等级或评分时提供参考，进而实现公民、企业交通安全违法记录与个人信用、保险、职业准入等挂钩。相比单纯的公开公示，建立交通违法与征信系统之间的信息共享和通联机制，更有助于提高违法者的成本，约束其养成遵法守法的道路行车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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