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些地方政府与其总想着怎么下禁令,怎么去管老百姓,不如多想想如何管好自己,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这才是最重要的
据《贵阳晚报》报道,凯里市两办于日前印发了《凯里市规范操办酒席行为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重新对婚丧操办酒席范围、规模和申报程序进行了修改。其中,复婚、再婚不得操办酒席,一事多办、一事多地办等情况也属违规操办酒席行为。
凯里的这个通知不由得让人心里犯嘀咕,复婚再婚怎么了?就得受歧视吗?记得不久前河南省前台县也出台了一个关于婚丧嫁娶的文件,文件规定彩礼总额必须控制在6万元以内,喜宴酒席要控制在10桌以内。虽然事后台前县相关负责人出面解释说,文件意在引导,不具有强制性,但还是受到了舆论的质疑。
为什么最近各地政府忽然集体关心起老百姓的家务事了呢?这大概与去年年底,国家卫生计生委、民政部等11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十三五期间深入推进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的意见》有关,意见明确提出倡导婚事简办,反对包办婚姻、违法早婚、大操大办和借婚姻索取财物。
近年来,一些地方红白喜事大操大办,天价彩礼、举债结婚,因婚返贫的现象不在少数,这种婚事上的攀比奢靡之风,正在像病毒一样向社会各个层面蔓延,多少相爱的情侣一路走来,却因为过不了结婚这一关而最终劳燕分飞。在这种情况下,由政府部门出面引导和倡导婚事从简,移风易俗、帮助民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本来是好事,无可厚非。但由于一些地方政府文件动辄就用禁令、禁止这样的表述方式,让这种傲慢之重实在无法承受应有的倡导之轻。
由政府部门下禁令来遏制并非是最好的选择,特别是涉及普通民众家事的时候,直接动用政令不免有些简单粗暴,不仅收不到好的效果,而且会让人觉得手伸得长了。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追溯一下风俗的来源。
无论是好的风尚还是坏的习气,从本质上说都是一种风俗。所谓风俗,从词源上讲,风来自于《诗经,国风》,指的是各地、各诸侯国的民谣、民情,后来引伸为各地有特色的风土人情。而俗指的是社会上长期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或者是大众化的流行。所以风俗是自发形成的,有地域特色的民间文化。
那么风俗能不能改呢?当然可以改。中国有一个成语叫胡服骑射,这是一个典型的移风易俗的故事。战国时期的赵国与北方的胡人交战,赵国人的风俗是身穿宽袍大袖,坐战车,而胡人却都是短衣襟、短打扮,骑战马。双方一交手,赵国人明显就不如胡人灵活。于是赵武灵王开始进行军事改革,要求国人胡服骑射。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胡服不和礼制而且难看,这也就是说,赵国人固有的风俗很难改。而赵武灵王的做法是率先穿胡服骑战马,最终使胡服骑射从异类变成了流行。
胡服骑射的故事告诉我们,风俗是自下而上形成的,而要移风易俗却需要自上而下的带动。就像民国时期,传统的中国妇女还在等着包办婚姻,以目不识丁、足不出户为美德,而一些知识女性已经开风气之先河,剪短发、上学堂、自由恋爱了。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传统妇女觉得知识女性美丽、自信、健康、时尚,开始去追随她们,于是风俗就真的变了。
择善而从之,其不善而改之。对社会中的普罗大众而言,他们可能没有能力去创造先进的文化,但是他们完全愿意去追随先进的文化。所以,要改变落后的风俗,倡导健康的社会文化,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首先就要从精英改起。先富起来的人、党员领导干部、公务员、知识分子,这些人是社会的榜样,他们代表着进步与成功,也承担着引领社会风尚的责任,只有他们做到了脱俗,社会才不会再庸俗。
事实上,中央禁止大操大办的禁令并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就是针对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党员领导干部的,以党员领导干部来带动普通人民群众,这才是正常的逻辑。所以,我们一些地方政府与其总想着怎么下禁令,怎么去管老百姓,不如多想想如何管好自己,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这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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