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日，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政府发布消息：9日晚11点半，该区4名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据村民透露，4个孩子1男3女，是留守在家无大人照顾的四兄妹，一起喝农药自杀，最大哥哥13岁，最小妹妹5岁。(6月11日《新京报》)
如果没有健忘，我们一定还记得2012年11月发生在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的悲痛故事：五名流浪男童在垃圾箱内取暖中毒死亡。然而，当旧的伤疤还在结痂，诸多教训还尚待进一步反思总结时，4个孩子喝农药自杀的惨剧却以另外一种方式告诉我们：这片土地上的儿童生存现状，却并没有因为那5个孩子的死而得到任何改观。
这是最为可怕的事情。如果说此前孩子中毒而死是因为相关措施缺位、诸多责任落实不力而造成，那么，经历了一次伤痛之后，这些被忘掉的责任就理应成为责任部门行使职能的警醒。遗憾的是，在那一事件后，虽然毕节市市长信誓旦旦地说一定要吸取教训、举一反三，通过建立台账、档案等方式推行五长负责制，然而，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这些措施却并没有起到任何改观的作用，那份出自市长之口的纸上承诺也并没有发挥它的应有价值并将这四名孩子从鬼门关里拯救回来。
梳理新闻不难发现，贫穷是这些孩子产生绝望的根源。母亲被拐跑，父亲外出打工杳无音信，长辈及邻里要么没能力照管他们，要么选择无视，而他们能吃的，也仅是父亲临走时留下的一袋玉米面。这种无人过问的生存，在亲情关爱、邻里互助以及政府救助相继缺失的语境下被推演到了极致。其最终后果，便是这几位孩子不得不在无尽的悲苦与绝望中为这样的责任缺失而买单。
每一个生命的无端放弃都在证明着生的窘迫。在理想状态下，作为留守儿童的他们，理应有相关的监护人对他们的生活起居负有直接的照顾责任，但在现实中，这样的责任却因为种种原因成了一纸空白。更为可怕的是，在监护人的监护责任缺位时，政府部门却并没有就此而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比如对没有自理能力的他们给予更多的关照，对其接受教育的权利给予充分的保证，对其因留守而带来的心理上的恐惧与创伤给予更多的干预。相反，这些职能部门却如同过客一样，对这些孩子的生存状态不闻不问。
当无情的现实和曾经的誓言两相对比，一个待解的疑问便扑面而来。需要政府部门回答的是，在留守儿童于垃圾箱内中毒死亡后，他们许下的承诺究竟是为了平息舆论的怒火，还是真正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为留守的儿童做点实事?如果是前者，这种掩人耳目、无视孩子生存现状的幼稚做法，是不是早该扔进历史的故纸堆了?反之，如果是后者，那相关部门又是不是该启动问责程序，核实并调查清楚在一系列关爱留守儿童的政策实施中，那些职能部门在玩忽职守，又有那些部门完全没有将留守儿童的生存当一回事。所有这些，显然都需要一个公正而有力的回答，否则，民众熊熊的怒火便不足以从根本上得以平息。
但愿这四个孩子的生命不会像此前那五个孩子一样，无端凋零后却并不能给现实于巨大的警醒。但愿我们的政府部门，能从这样的教训中领略到自己的真正责任。否则，那些坚定的承诺便轻飘得如一阵清风，激不起现实的任何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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