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下午，广州市发生一起交通执法人员查处专车司机的事件，被曝钓鱼执法，引起专车司机不满。在广州大道中，大量专车赶来，堵住执法车辆和钓鱼执法人员不让离开，另外有大量群众围观，一度导致现场交通瘫痪。政府出动特警维持秩序。最后涉事车辆没有被扣留，自行离开，其他声援专车也随后散去。(6月11日《北京青年报》)
交通执法人员身着便装，用滴滴打车软件叫来专车，当车辆行驶途中，执法人员要求下车，并同时出示证件，声称司机涉嫌非法营运，要扣留车辆。显然，这是典型的钓鱼执法行为。可见，广州交通执法部门采用钓鱼执法打击专车，成为公权侵犯公民人格自律权又一个现实标本。问题是，钓鱼执法容易引发矛盾，甚至引发群体事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消极因素。
事实上，钓鱼执法在我国历史悠久，最引人注目的当数发生在上海的孙中界钓鱼执法事件，特别是孙中界断指证清白，曾引起社会对钓鱼执法的公愤。可以说，受执法经济的利益驱使，钓鱼执法在行政执法领域成为惯用的手段。这是因为，钓鱼执法跟罚款、政绩紧密挂钩，很大程度上还决定着执法人员的收入。比如，广州交通执法人员，怀着利益冲动，借打击专车之名，做笼子引诱市民违法。
从这个层面来看，钓鱼执法等于是政府执法部门设计陷害群众，这也是公众最恐惧又最痛恨的。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政府的执政理念应该是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政府执法部门更是肩挑公平正义，因而对其绝对信任不设防。而钓鱼执法则反其道而行之：情为陷害群众所系，利为损害民生所谋，用失范的政德，去挑战公民的道德底线。可见，钓鱼执法成为伤害群众的一种利器。
然而，执法部门钓鱼陷害群众，不仅破坏了法律的严肃与公正，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违背了政府执政为民的宗旨，损毁了政府自身形象，政府也将因此而失信于民。问题是，钓鱼执法有个冠冕堂皇的学名，即诱导性执法，目前并非在我国法律法规禁止范围之内。既然诱导性执法并未明文禁止，自然会留给执法部门继续打擦边球的空间。收益太高、风险太小，成为钓鱼执法泛滥成灾的主要诱因。因此，法律应规定钓鱼执法违法，并作出明确界定，制定具体处罚措施，提高钓鱼执法的违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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