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闹市，我们常会看到行乞者。他们的出现会引起同情，场景转换后却可能再不相干。
然而，对这样一个存在于社会边缘的流浪行乞人群，社会管理者却不能漠视。日前，《深圳经济特区社会救助条例》向公众征求意见，其中对流浪乞讨人员分类救助引来关注，以乞讨为职业的流浪乞讨人员被单独列出。这种法规层面上的细化和改进，体现出一定的制度善意，也让人们对这一群体的境遇改变有了更多期待。
不过，制度善意也体现在制度的不断合理化中。怎样算是职业行乞？如何进行合理救助？需要更明确的标准、更合理的规范和更精细的措施，才能避免在服务、管理和救助过程中出现随意性甚至造成被强制。
尽管广州相关部门声称，天桥底下为防止流浪者留宿而密布的水泥锥建于10多年前，但也让人感受持续的空间挤压；而深圳罗湖区城管可能因管区内出现流浪乞讨人员而被问责，也同样让人产生负面联想。如何让制度在执行中不走样，也是善意落实时需要面对的问题。
不可否认，流浪乞讨人员会影响城市形象，也会给市民生活造成一定负面影响，一些恶意行乞者背后还可能隐匿着犯罪，但这些都不应成为在管理中粗暴执法的借口。毕竟，救助是为了保障最弱势者的权利，管理也是为了让整体的社会福利最大化。
正因此，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具体执行，理应以对流浪乞讨人员的善意为出发点，哪怕是对职业行乞者。在日本东京，一些公园里还有专为流浪者搭设的帐篷。一座城市对流浪者的态度，标志着这座城市的文明程度。
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制度执行，都有一个导向问题。强制救助收容的制度，不可能导向一个尊重包括流浪乞讨者在内的每个人权利的社会；而围观犀利哥时的集体狂欢，同样能在轻视甚至敌视流浪乞讨者的管理方式中找到根源。有句苏格兰名言说，善意是连结社会的锁链。只有更多诸如分类救助的制度，释放出更强大的善意，才能形成包容、尊重行乞者的社会氛围，也才能凝结广泛社会共识。
我们的社会需要从法规建设、社会保障和精神关怀等多个层面，充分展示善意，消解让流浪乞讨人群渐多的社会土壤。也需要采取更加细化、人性化的方法，发挥政府与社会共同救助的力量。唯如此，才可能使城市拥有关怀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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