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青海代表团的审议时，对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进展格外关心。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这句传播度很高的话，正是在与代表们交流时强调的。
《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于去年12月获得国家批准，青海省委迅即部署试点工作。从青海三江源到中国三江源，重点绝不在名头的改变，而是管理体制的改革。
过去，在不少以各种方式挂牌的国家公园里，管理方式上还是新瓶装旧酒，体制不顺，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不能把握好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平衡。在一些地方，生态保护甚至异化为一种保护经济，满足于躺在国家投入上睡大觉，借保护之名生财。曾到某地采访，城市中原本有一泓美丽的城中湖，后遭受各种污染，脏得一塌糊涂。为了治污，当地新设一个管理局，增加编制和投入。20多年投入几百亿元，年年治污仍年年污，群众意见大。有群众讽刺：怎么可能治好呢?要是治好了，上头还会继续拨钱、保留这个局吗?话虽刻薄，但从一个方面也折射出，环保力度与管理体制之间，关系很大。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试点，就是要以制度创新理顺管理体制，强化生态保护的系统性。当保护方式从消极走向积极、保护空间从点状保护走向系统保护、保护力量从一方主导走向多方参与，协调难度和强度，明显比以往大许多。围绕三江源国家公园，涉及部门相当多，如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办公室、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还有省环保部门、省发改委以及农、林、水等部门，还有所涉及州县等，管理体制不顺，势必陷入九龙治水困境，无法体现国家公园一个公园管起来一张蓝图绘到底的优势。
国家公园不仅是森林及河流的源泉，更是生命的源泉。其更深层次的目标和优势，在于以协调的管理体制让自然环境和人的发展比翼双飞：不仅排除与保护目标相抵触的开采或占有行为，也提供在环境上和文化上与之相容的科研、教育、娱乐和游览机会。
从现实情况看，摆在三江源国家公园面前的矛盾颇为棘手。近40万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域内，涉及4州21个县，有18万牧民尚未脱贫，约占青海贫困人口的三成，经济来源单一，基础设施匮乏，公共服务滞后。另一方面，尽管十多年来，三江源生态保护在一些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比如大家都很关注的藏羚羊，就从1996年建立可可西里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时的不足2万只，保护繁殖到现在的6万多只，但这并未改变三江源生态总体上极其脆弱的现实。近年来，更听到一些牧民反映：禁牧减畜后，草长高了，但岩羊等食草类野生动物繁殖很快，把草场啃得不像样，牛羊反而没草吃。这是保护带来的现实烦恼，都需要找到平衡之道。
无论采用何种管理体制，生态保护的本质始终是发展方式转型，核心在于解决人的问题、提升各方获得感。就像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建议的，开辟生态管护公益岗位，让一部分人放下牧鞭，上班增收;或者改变传统放牧，发展生态畜牧业，实行半舍饲，等等。在生态保护中改善民生，激发牧民保护生态的内生动力，才会有可持续的生态改善，三江源国家公园才会成为国家的生态屏障，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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