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于作风建设和治理，有一段掷地有声的表述：要健全督查问责机制，坚决整肃庸政、懒政、怠政行为，决不允许占着位子不干事。两会上，代表委员对此的呼声也很高。于是，江苏泰州今年年初新设立的蜗牛奖，再次成为热点话题。
泰州的蜗牛奖，与以往多地出现的民众给政府部门送蜗牛、送皮球的批评和监督方式不同，它是由市委市政府设立的一个批评和监督机制。市委市政府明确，给那些推进重点项目不得力、履行行政职能不到位、解决群众关切问题不及时的责任人发放蜗牛奖，以此倒逼各项工作高质量高效率、快推进快到位。
蜗牛奖的积极意义，在于党委政府变被动评判为高调的主动评判，进而与民众的评判一起发力，可以起到一加一的效果。
然而反对的声音认为，一些部门和官员的工作没做好，不等于官员没尽到责任，给他们颁蜗牛奖，会让他们脸上挂不住，会让他们在领导和广大党员干部心目中留下不好的印象，会受到一些人的嘲笑，会影响这些官员的考核升迁，会让他们在全市人民面前抬不起来头来，容易导致一部分人破罐子破摔。
这种观点的荒唐之处在于对党和政府形象的认识不清与自相矛盾。这几年随着反腐败的进一步深入，党政机关中过去存在着的那种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现象，现在脸不难看了，门也不难进了，但事依然难办，民众不无诟病。可见，庸政、懒政、怠政行为，本身就是在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这类官员、这些部门，他们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是有限的。给他们留面子，反而是丢了党和政府的面子。
给这部分官员和部门颁蜗牛奖，实际上已经给足了面子，也给了机会。中国有句古话，知耻而后勇。这是耻辱感的两重性所决定的，一方面是压力，构成了挑战意识，另一方面是机遇，给你快马加鞭、迎头赶上去的机会。所以作为党纪、政纪和国法的一种补充形式，泰州的蜗牛奖，本质上不是羞辱奖，而是激励奖。当然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是建立在党纪政纪和国法的完善和严明的基础之上，不能相互替代，不能混为一谈，否则容易弄成一场嘻嘻哈哈的游戏。
庸政、懒政、怠政行为，作为发展中的障碍，已经成为一个顽症，中央早就三令五申，这几年也问责并处理了一批。仅去年国务院部署开展的第二次大督查过程中，因庸政懒政不作为而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官员就达249人，其中厅局级干部达41人。如果这些官员真有对党的事业和政府工作所应有的自尊心，就应该有愧疚之心，改正之意。反之，这样的官员如果真在蜗牛奖面前放弃激励，放弃机会，最终应该被关进党纪政纪和国法的制度笼子。
当然，蜗牛奖作为一个评价体系和监督机制的创新，它并不是万能的。庸政懒政等作风问题，作为一种特殊的腐败方式，最终需要用反腐的制度与监管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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