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由造假老手组成的团伙，在广州隐秘地布置生产线，在迪拜悄悄地安排仓储和销售窝点，创造着数以亿计的产值。正是这样的团伙，让假冒品牌在线上线下泛滥成灾。而想让他们为造假付出代价，却是难上加难。近日，由广州警方和迪拜警方的联手，加上阿里巴巴打假团队的支援，案件终于告破。(5月18日中国经济网)
假货的泛滥，不但会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更会以劣币驱逐良币的形式让中国的制造业蒙受巨大损失。也正缘于此，一直以来，不管是企业本身，还是政府机构，抑或是广大消费者，他们对假货的反对态度都是坚决和强硬的。但是，假货的巨大利益诱惑总会催生无数的反打假行为，使得不法者总能够变换手段，并以狡黠的方式逃避着各方的打假盘查。
而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各国贸易往来愈加频繁的当下，不法者制假也走上了更为高端的国际化路线，一如此次阿里与广州、迪拜警方联合查处的LV贩假窝点。它们将生产与仓储、销售放在不同的国家，然后打着贸易的擦边球将这些假货销往世界各地。这高端的手法不但折射出了造假已经全球化的严峻现实，更是从另外的层面给当下的打假模式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此番背景下，其实也只有像阿里那样寻求打假的国际合作，才可能让泛滥的假货在各方合力中消失殆尽。
正如阿里首席治理官郑俊芳讲的那样，打假本就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从中国流出的假货与从东南亚混入国内市场的假货混杂在一起，加之受害者大多在境外，取证和鉴定都比较困难，而与国际刑警合作沟通的成本又高、且难度大，这在客观上加剧了假货在国际间的泛滥。但假如像阿里这样的企业要与其他国家联合打假的话，往往又会因为国家与企业之间不对等的关系让这样的计划搁浅，使得企业的良善想法施展不开拳脚。
其实，打假从来都不是企业一个人的事，除了电商的努力，它往往还需要行政执法机关、消费者、各品牌企业的共同协助来完成。因此，对于政府来讲，其也应该践行起自己的责任，并通过自身的努力为国际合作打假提供一系列方便。
就像腐败是全球现象一样，假货同样存在于世界各国。因此，在企业努力之外，中国政府不妨借鉴国际合作反腐机制，以政府出面的形式展开与世界各国的打假合作，在彼此尊重、相互协作的基础上，实现国与国之间的互利共赢。而像阿里一类的企业，则可以在这样的合作机制下，通过平台的大数据以及自身掌握的一线线索给打假提供资源支持，从而形成一线企业提供翔实数据，中国政府与国际合作实行后续打假的良性局面。
政府出面构建国际合作打假的好处在于它可以在无形中将打假提升到全球化的高度，从而为推动打假的无国界化提供有力支持。另外，这一体系的建立，还可以为企业免去诸多后顾之忧，使他们用不着再尴尬地去面对其他国家爱理不理的打假眼神，从而在根本上明晰各方责任，深化彼此间的合作，也大大地提高了打假效率。
以此来看，要解决假货泛滥的这一尴尬难题，也只有将其置于全球视野下，通过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协作来共同完成。如果只将着力点放在像阿里这样的知名电商身上，这既不科学，也不现实，更不可能实现天下无假的美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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