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海淀分公司副经理朱良玉提交了《关于反对就业性别歧视的建议》，希望国家制定一部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就此朱良玉代表近日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记者：您是基于什么考虑，开始关注就业性别歧视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的?
朱良玉：我在北京生活23年了，通过身边的人、身边的事，经常能够感觉到就业性别歧视问题。比如，两个人在同一所大学学习，同样在一个班级，成绩也相当，但是在就业时，很多女生要比男生受到更多不公正的待遇。现在全面两孩政策落地了，我担心就业性别歧视问题会更加严重。
2015年《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白皮书显示，我国妇女就业人数占就业总数的45%，比例上已经很高，但就业歧视仍然很严重。根据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政策法规研究室分析表明，2010年女性就业率比男性低13.8%，在职业构成中，白领女性所占比例低于男性，部分职业与行业性别隔离严重。
据有关统计表明，我国超过5%的女性曾经因性别而不被录用或提拔、2%的女性曾因结婚/怀孕/生育而被解雇。据此可推算全国遭遇因性别而不被录用或提拔的城镇女性将高达743万人以上。
妇女平等就业是妇女平等权和劳动权的具体体现，消除就业性别歧视，不仅涉及社会对女性的尊重和价值认同，也是一个国家法治水平和文明程度的体现。
记者：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如劳动法和就业促进法都明确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我们是否还有必要再制定一部单独的反就业歧视法?
朱良玉：的确，在我国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中，包括宪法、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就业促进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均有个别条款涉及保护妇女权益，反对就业歧视。但是，对妇女就业权益的保障更多是宣示性禁令，不够细化，缺乏具体保护实施机制。比如，公务员考试过程中，笔试有统一的尺度，但是面试环节就不好界定和把握了，即便有就业性别歧视问题，打起官司来也很难胜诉。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是最好的，但是制定法律一定要经过深入调研，强调法律的可操作性，尤其是要对就业性别歧视现象有明显的遏制作用。
记者：制定一部法律的周期比较长，在此之前还应该做些什么?
朱良玉：我平时与国家机关或者企事业单位人事部门聊起就业歧视问题时，对方大多一笑了之，不想深谈，我想这就是问题所在。在专门的法律出台之前，一方面可以通过修改完善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或者出台司法解释，对用人单位男女用工比例作出规定，至少在操作层面设置限定条件，或许可以促进解决性别歧视问题。另一方面，既然国家很重视就业歧视问题，是否应该先从公务员考试入手?要求中央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在招聘工作人员时，禁止出现带有明显歧视字眼的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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