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大学的问题长久以来都倍受世人关注，尤其是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有权利且有义务谈论此话题的，不仅仅是教育部官员或教育学专家、还应该是每一个关心社会发展的知识分子、是千家万户的每一个人。
媒体中的大学：将大学全都推向市场，不是好主意
我们对大学的关注度应该始于与自身命运曾经息息相关的高考，不用说，几乎是全民总动员，每年上演的是同样的节目，可百看不厌。从试卷的押运、考场的周边环境、考试那几天的气温、考场外家长的焦急等待，还有交通警察如何维护秩序、警车运送走错路的考生等，诸如此类的动人故事，每年都有。接下来的是教师阅卷、有关部门公布录取分数线以及各名校在本省市招生的名额等;再接下来是有人欢天喜地，有人唉声叹气，学界开始争论考不上重点大学的学生有没有必要复读、选择民办大学前途如何、小留学生出国是否合算;再再接下来，该轮到贫困生能否上得起大学、高考状元有无奖励、各省市录取分数线悬殊是否公平等。新生还没入学，故事已经讲了一大堆。这还只是例行公事，平日里更多突发事件。如研究生录取作弊，学术著作抄袭，还有老教授的新婚姻等一系列问题，都可能成为极好的社会新闻，出现在报纸的任何一个版上。
大学之所以成为社会热点，外在原因是：第一，百余年来，现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学术发展、经济及法律环境的形成，都跟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时至今日，大学对于中国社会进程的巨大影响，一般人都能看得很清楚。第二，由于连年扩招，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大学的是是非非，牵涉到千家万户。你别看他是个卖菜的，只有小学程度，可他的孩子读了研究生，他同样有兴趣关心大学里的事情。第三，传媒人大多受过大学教育，他/ 她们的兴趣决定了大学可以成为社会新闻。第四，大学教授日渐明星化，其中的佼佼者，收入不如体育或娱乐明星，但也有不少坚定的粉丝，其言谈举止同样具有新闻价值。更重要的是内在原因：第一，中国的大学体制及教育方式有问题;第二，跟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一样，中国大学也在转型;第三，正因为有问题，在转型，具备往各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公众才有批评及建议的热情。后一点同样不该忽视：大学话题不属于禁区，虽有些言不尽意，总比以前捂着盖着好多了。
有一个疑问，太多的媒体关注，太多的新闻报道(包括正面与负面)，对对大学是不是好事情?
国外的大学校园，比我们宁静多了。没有那么多喧嚣，没有那么多关爱，也就没有那么多在媒体上抛头露面的机会。传媒关注当下，需要热闹;大学追求久远，必须冷静。各有各的趣味，走得太近，在我看来，不是好事情。不针对具体的学校或媒体，我说的是整个社会氛围，即过分看重曝光率。
办一流大学很难，需要社会的热情鼓励，需要大学中人的艰辛跋涉，需要积累，需要冲刺，而且还不一定成功;并非媒体上露面多的，就是好的学校。媒体代表公众的趣味，其关注大学，自有理由;大学必须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目光与襟怀，如何看待媒体中日益张扬的大学形象，尽可见仁见智;但无法否认的是：第一，校园里的一举一动，很可能牵涉整个社会。第二，转型期中国所有的社会问题，好的坏的，通通折射到大学校园里，大学不是世外桃源，围墙早就形同虚设。第三，所谓大学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不能简单理解为订单式服务将大学全都推向市场，不是好主意。
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
关注中国教育的人，大概都会承认这么一个事实：中国是教育大国，但不是教育强国。很多人注意到，2004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9%，高等教育规模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就学术实力而言，学界普遍认为，北大清华只能排在二三百，进不了前百名。当然，如果带进学术声誉以及实际影响力，那又是另一回事。在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说过一句很有名的大话：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现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我想说的是，大学排名取决于文化背景及理论设计，即便是国外很有影响的排行榜，也都各有其长处，也各有其盲点。说你十七，没什么好得意的;说你两百，也不必要丧气。
说这些，是有感于现在中国的大学校长，大都有理想，想做事，而且是做大事。这么一种积极向上的志趣，如果没有辅以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很容易变成花拳绣腿，热衷于做表面文章。明白办大学、办好大学、办第一流大学很不容易，以平常心看待中国大学的进步，不提过高的标准，更不要拿排名、获奖说事。
学术讲究积累，单有个别天才不够，还需要一大堆学术上的台阶，不可能一蹴而就。常见学生们追问，我们什么时候才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不想学走路，就想着百米冲刺，破世界纪录，这样的心态，很普遍。一开始，我会表扬他们雄心壮志冲云天现在，反过来，我批评他们自私、偷懒。尽想着破纪录后的鲜花与掌声，不愿意做铺路石。一代人，不，几代人中，摘取科学桂冠的，就那么几个。其他人的工作，很可能只是在铺路。不否认学问是在不断推进，但大都是点点滴滴的进步;积少成多，终于有一天达成科学的革命。这样的学术史观，现在似乎被颠覆了;你看媒体上的报道，每天都有激动人心的突破。惟一不明白的是，如果只是各领风骚三五天，这填补空白也就太容易了。
老一辈学者讲话严谨，甚至可以说是木讷，这不妨碍我们对他们的尊敬。现在不一样了，新一代学者大都变得伶牙俐齿，能说会道。不能说没有努力过，可很明显，说的远比做的好。这不是个人性格问题，而是学术制度造成的。都说近年中国学界十分浮躁，为什么?在我看来，大原因是各种冠冕堂皇的学术评奖。我承认重奖之下，必有勇夫但不太相信评审之举，能长学问。对于人文学者来说，独立思考的权力、淡定读书的心境，以及从容研究的时间，是为重要的。印象里，评奖多的，是那些容易做假的行业。越是不自信，越是质量没保证，越需要各种奖项来保驾护航。得出三个小小的结论：第一，中国大学要想成为世界一流，任重道远;第二，提升中国学术水平，不能急火烧心，更忌讳乱吃补药;第三，过多的规划、检查与验收，过于频繁的学术评奖，不利于学术的发展。
大学需要学问，更需要精神
1931 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其《就职演说》中有一段话，近年常被引用：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楼与大师，代表着办学的两大支柱：金钱与学问。这两者都很重要，只不过世人偏重看得见的大楼，梅贻琦这才有必要强调大师的重要性。某大学校长为了表示自己看问题更全面，提出：我们既需要大师，也需要大楼。这是废话，梅贻琦主持清华时，也没说过不盖大楼。这个话题，我想略微拓展。当我们谈论大师对于大学的重要性时，主要关注的是学问。可大学除了博大精深的学问，还需要某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没能体现在考核表上的精神，更能决定一所大学的品格与命运。大楼不能取代大师，这是目前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我想补充的是，学问不等于精神，办大学，必须有超越技术层面的考虑。学校办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明显的精神印记。过去常说教书育人，不是没道理的。不管你是培养英国绅士，还是所谓的共产主义新人，都是把人的精神面貌放在第一位。
目前中国的大学太实际了，没有超越职业训练的想象力。校长如此，教授如此，学生也不例外。北大学生常被批评为不谙世故，书生气太重;但在我看来，这不是什么坏事。如果大学还没毕业，已经老气横秋，像坐了十几年办公室，对所有人事均能应对自如，这其实很可怕。学生嘛，总该有点理想主义，即便不切实际，也没关系。
大学的矛盾：如何协调师生关系?
近年大学校园老出事，于是有人危言耸听，说是二千年的师道尊严毁于一旦。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有些属于刑法管辖范围，比如杀人、嫖娼、猥亵小学生，这跟师道是否尊严关系不大。作为公民，无论从事哪个行业，违法必究。你要是把这跟特定职业挂钩，比如在教师大会上宣布：为了维护师道尊严，严禁嫖娼，那也太低级了。
大学乃社会的一部分，同样存在各种矛盾，其中重要的是师生之间的矛盾。师生之间不可能没有矛盾，关键在于如何协调，尽可能使其处于比较和谐的状态。
在我看来，大学校园里，教授不一定非跟学生打成一片不可。当班主任是一回事，如果只是教学或带研究生，没这个必要。我甚至认定，教授必须跟学生保持一定的距离。表面的威严与内心的温情，二者并行不悖。过于随和，缺乏原则性，什么事都好商量，容易使学生对师长及学问失去敬畏之心，效果并不好。
社会上普遍以金钱为评价标准，不再相信知识就是力量，也不再附庸风雅了。说句笑话，以前把老板叫老师，现在把老师叫老板。现在连大学校园里，也都流行这样的称谓，管自己的导师叫老板，真是岂有此理。师生之间，不再是从游、问学，而是雇佣关系，这太可悲了。
后谈一个小问题，即校园里的礼仪：在校园里碰到老师，怎么办，打不打招呼，该怎么称呼。视而不见，不太礼貌;叫老师好，好像小学生;叫某某老师，则可能影响人家的生活。那位先生称，好就叫老师，不带姓。我的意见是，只求适意，不必太拘泥。或点头微笑，或打打招呼，或干脆回避，视情境而定。你想，教授在校园里散步，或思考，或休息，或亲密交谈，或陪客人游览，你硬要上去打招呼，不太合适。尊敬师长，有此意识，但不强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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