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来看,有关环境问题的话语权格局,其实也在悄然变化。如果更多话语权集中到有协调能力、有大局意识的部门和机构,解决问题的统筹面会更广、手段也会更多。
衡阳、六盘水、安阳、昆明、沈阳、临沂这些分布在中国东西南北的城市,进入了同一份名单。环保部全面推行督政措施一年时间,全国已有20个这样的地级以上城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被约谈。
关于环保部的约谈,前段时间进入公众视野的,是发生在山东临沂的一起环保风波。因为该市市长被约谈,所以关停了一批企业,有媒体报道称造成6万人失业。虽然经官方证伪,并披露完成整改的企业已达31家,但约谈的威力之大,倒也让公众和社会有了一个更直观的印象。
环保部全面督政能显出效果,缘于对地方形成的双重压力。环境问题有很强的专业性,无论是地方的环保状况,还是其中的深层问题,环保部显然都很熟悉。这样的专业性,对于地方而言无疑有一种没有借口可找的专业压力。从程序上看,按照相关规定,约谈内容要印发、约谈事项要回应、约谈提出的问题要限时整改,这也形成了一种制度压力。更何况,还有问题曝光、约谈对象姓名曝光这样的关键一招。
从政府运行的角度看,这样的约谈是对传统科层制的一个补充。层层传导压力,在环境这种隐性政绩上,压力难免会消减。虽然舆论认为环保部的垂直管理在悄然启动,但在目前情况下,地方环保部门的工作困境,恐怕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环保部一竿子插到底,直接约谈地方政府一把手,显然是抓住了牛鼻子。
环境问题,其实不是能不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想不想解决的问题。当然,环境问题也不是一时一地的问题,而有一个更大层面上的统筹协调问题。这两点共同指向的是环境保护问题上的话语权分配。如果地方说了算,恐怕在地方保护主义的作用下、在发展锦标赛的格局之下,环境问题难有突破;如果更多话语权集中到有协调能力、有大局意识的部门和机构,解决问题的统筹面会更广、手段也会更多。
目前来看,有关环境问题的话语权格局,其实也在悄然变化。约谈只是向地方传递压力的手段之一。今年7月,中央深改组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一系列关于环保的文件,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的要求,建立环保督查机制的举措,其实都是要加强环境保护上更为集中的话语权。
从这个角度看,环保约谈机制的启示,不仅仅是在环境问题上。从更大层面上看,这体现着改革的耦合性、协调性问题。当前,不管是环境问题、经济问题还是其他一些更具体的问题,很多都不是局部性的,也不可能局限在一定区域内就能解决。对于这些问题,重整权力运行流程、改变权力配置比例,或能产生更好效果,而这可能也是改革的要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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