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办、国办印发的《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近日对外发布。作为指导行业协会商会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方案》按照厘清职能边界、充分发挥协会商会应有作用等原则，提出了脱钩改革清晰的路线图、明确的时间表和具体的任务书。有关专家认为，《方案》的发布意味着，屡受诟病的红顶中介摘帽子的时候到了。
二政府蚕食改革红利
长期存在于我国社会经济领域的红顶中介，主要包括一些由政府部门转型而来的社会中介组织，以及一些捆绑在政府主管部门名下的行业协会商会，政府部门的部分行政职能被直接或间接转移到这类协会商会。红顶中介又被称为二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其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就是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能够调动、利用相应的权力资源，谋取其他社会组织无法企及的利益。社会上对红顶中介啧有烦言，称之为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业的轿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十分形象而又准确。
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很多公权机关、政府部门下面都挂靠着一些行业协会商会等中介组织，他们在为政府提供决策、服务企业发展、促进行业自律、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如果说有的政府部门对行业协会商会怀有私心，主要在于后者不但做了政府想做却难以做好的事情，而且还为一些政府官员兼职或退休后任职提供了自留地，而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加快转变职能，政府与一些行业协会商会的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如李克强总理所言，加快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是本届政府开门第一大事。去年国务院共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300多项，截至去年底，国务院累计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700多项，各级政府也取消和下放了一批行政审批事项。然而，一些以简政放权名义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却被神不知鬼不觉转移到行业协会商会等中介机构手中，这些红顶中介横在政府部门前面，做起了前置审批的生意，企业要想在政府部门办理事项，得先过中介机构这一关，不交上一笔咨询费、评估费、检测费或加班费、好处费，企业根本就进不了政府的门。海南省一名企业家举例说，一个建设项目从拿地到拿证，要经过24个中介机构的关卡、送审48个评估报告，要想加快审批就得塞加班费，原本还有章可循的政府审批，竟变成无章可循的中介寻租。
加快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向市场和社会释放的改革红利，就这样被某些红顶中介大肆截留、恶意蚕食了。这样的局面若不及时改变，将严重损伤简政放权改革的公信力和实际成效，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伤害。
中介腐败根在权力变异
同样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一些行业协会商会等中介组织，还利用与政府部门及官员的特殊关系，政府部门及官员与其他组织及相关人员之间，充当权力掮客的角色，撮合促成一笔笔不正当交易。这些由红顶中介参与勾兑的不正当交易，大部分已经沦为典型的腐败行为，红顶中介涉及腐败性质之严重，影响之恶劣，较截留简政放权成果、蚕食改革红利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现代社会，中介组织在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市场、私权与公权之间提供沟通、调节、监督、仲裁等中间服务，是其正常的职能本分。随着我国反腐力度不断加大，为增强隐蔽性，降低腐败的风险和成本，一些红顶中介把提供中间服务的职能，与其掌握权力资源的优势充分结合起来，以项目策划、法律咨询、工程代理等业务名目，为行贿受贿提供一条公司化、专业化的渠道。
检察机关近几年查办的案件显示，在一些巨额政府采购项目中，有的大型公司通过红顶中介运作，支付给他们巨额咨询费、业务费、服务费，再由中介组织按约定的比例送给客户(官员)。另有一些中介组织，为实现其客户委托的事项，直接或间接介绍利害关系人向官员提供金钱、有价证券等财物或其他获利机会，比如送官员金钱、房子、汽车、替官员升迁买官、给其孩子出国留学提供费用，等等。红顶中介参与运作的中介腐败，实际上是政府部门及人员的公权腐败和公民、企业的私权腐败中间联系起来，是多方面、多层次社会主体腐败的集中体现。
中介腐败在一些领域大行其道，缘于中介组织具有红顶背景，缘于红顶背后公权力的滥用变异。对症下药，治理中介腐败的关键，就是要摘掉红顶中介的帽子，打破中介机构对公权机关的身份依附，切断两者的利益链条，令中介机构再也无法获得来自公权力的庇护，再也无法利用特殊权力关系撮合腐败交易。中办、国办的《方案》要求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彻底脱钩，正是摘掉行业协会商会红顶的有力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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