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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不只是物理拆拣，更指向生产生活观念的变迁
本月初，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发布消息，将开展垃圾分类、分质、分时收运试点，促进居民源头分类，同时将探索进行垃圾不分类、不收集惩戒试点。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知道如何分类，成为困扰诸多小区居民的难题。
未来学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曾如此预言：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计算机革命之后，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又一次浪潮，将是世纪之交时要出现的垃圾革命。世纪之交，北京、上海等8个城市成为全国第一批垃圾分类处理试点城市，16年过去，大多数试点结果却难如人意。总体而言，垃圾分类有倡议、缺标准，有试点、少管理，进展迟缓。
一直以来，很多地方将垃圾分类简单等同于设置一个写着可回收不可回收的垃圾桶，前不见分类者，后不见分类处理者，唯垃圾桶最迷茫。问题不在一处，而在全流程。何为可回收物?何为不可回收物?一旦标准模糊，公众便会手足无措。何况，还有些垃圾桶更是假把式，外面明明区分可回收物不可回收物，里面却心心相印、连在一起;一些高档小区尽管设置了智能垃圾箱，但不是容量不够，就是清运不及时，变得中看不中用。更荒唐的是，在有的地方，分好类的垃圾一上车又混同了，前端垃圾分类，末端一勺乱烩，谁又愿意费时费力多此一举?
社会文明的递进，总是生活习惯、社会意识、市政管理集体映射的结果。就垃圾分类回收而言，主管部门除了口头引导，更要制定清晰标准、完善服务管理。有时候，一张写清楚垃圾类别、回收方式的便民贴，胜过一个高档垃圾箱。日本、德国的垃圾分类受人称赞，离不开详细的垃圾分类标准、针对不同垃圾确定的收集日制度，源自清晰注明垃圾类别的包装，更得益于从幼儿园起就要学习垃圾分类的开学第一课。而在日本，类似居委会的町内会有一项重要的职责，就是对居民生活习惯进行监督。
垃圾分类不只是物理拆拣，更指向生产生活观念的变迁。通过分类让垃圾减量，就是为城市减负。当然，垃圾分类需要进行到何种程度，不能脱离社会发展阶段，也关系社会运行成本，分类责任如何界定，既要考虑历史因素，也要顾及管理难度。
长期以来，游商、拾荒者这些散兵游勇充当了低成本的垃圾分拣者，如何将这些市场力量组织起来，实现社区垃圾分类的转型升级?前段时间，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一体化解决方案专家论证会上，垃圾分类的广州西村模式受到肯定。前端是每家每户配备的两只分类垃圾桶，背后跟着街道垃圾分类促进中心、全面分类回收的专业企业以及垃圾管理数据库。政府不再完全包揽，分类力量下沉，专业企业有利可得，居民也能将厨余垃圾换花泥，政府、管理公司、居民三方在公益与利益中实现了较为良性的互动。
今天的中国已是当之无愧的生产大国，但生产、消费、分解缺一不可。在今天的语境下，如何分解消化我们的生产、消费之物，或许比化解过剩产能更为棘手。都说垃圾只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但难就难在将其顺利归位。实现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推进生产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健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加强生活垃圾分类回收与再生资源回收的衔接，非一方力量能及。只有激发社会力量，实现多方联动，才能摸索出适合我国国情、成本可控、成果可见的垃圾分类模式。
《 人民日报 》( 2016年11月08日 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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